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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尔全集 作者: 页码: 装帧: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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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俄罗斯犹太裔作家。1894年7月13日生于奥德萨。1939年在苏联“大清洗”时期被指控为间谍,1940年遭枪杀,1954年获苏联当局平反。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集《骑兵军》。巴别尔被称为是继卡夫卡之后给世人以巨大震撼和启迪的又一位伟大的犹太作家。

    巴别尔是20 世纪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其文学作品充满了对人类的关爱,充满了坚韧的精神和奋进的意识,已构成世界文学的精华。高尔基称“巴别尔是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海明威、厄普代克、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也对巴别尔给予极高评价。 

刘文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中国社科院长城学者。2014年9月6日,获得第二届“阅读俄罗斯”奖。2015年11月4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的友谊奖章。

    主要译作《俄罗斯文化史》《血泪难忘——布哈林夫人回忆录》《文学与革命》《文明的孩子》《哲学书简》。

 

 

 

戴骢:1950年毕业于华东军区外语大学俄语专业。1949年参加解放军,历任解放军华东防空司令部俄语译员,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苏联语文学及亚非拉文学编辑,《外国文艺》杂志俄苏文学编辑兼西葡拉美文美术评论编辑,编审。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俄罗斯政府“高尔基奖”得主。

主要译著有《论文学的人民性》《灵感与技巧》《新的潮流》《美纳汉·曼德尔》。

《巴别尔全集》收入迄今所能搜集到的巴别尔全部文字,包括中短篇小说、新闻报道、散文、剧作、电影脚本、演讲、访谈以及书信。全集分为五卷。

第一卷《敖德萨故事》, 本卷分为“敖德萨故事”、“我的鸽子窝的故事”和“彼得堡日记”三个部分。

第二卷《骑兵军》,本卷分为“骑兵军系列”、“《红色骑兵军报》刊文”和“1920 年日记”三部分。

第三卷《故事与特写》,主要内容为当记者时撰写的新闻报道、速写,以及演讲、访谈等。

第四卷《巴别尔剧作集》,本卷收录了巴别尔的6 部剧作,即《别尼亚·克里克》《日薄西山》《流浪的星星》《中国磨坊》《玛丽娅》《老广场4 号》。

第五卷《巴别尔书信集》,本卷收录了巴别尔现存的371封书信。


编者序:巴别尔的生活和创作

巴别尔的一生充满许多奇特的变故和突转,甚至难解的谜团。

他至少用过四个姓氏:他原姓“鲍别尔”(Бобель),开始发表作品时曾署名“巴勃- 埃尔”(Баб-Эль),最后选定了“巴别尔”(Бабель)这个流芳俄语文学史的笔名,他在第一骑兵军任随军记者时则化名“基里尔·瓦西里耶维奇·柳托夫”(КириллВасильевич Лютов)。顺便说一句,巴别尔的全名是“以撒·埃马努伊洛维奇·巴别尔”(Исаак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Бабель),而在汉语中,巴别尔的源自《圣经》人物以撒(Исаак)的名字却一直被“误译”为“伊萨克”。

他的生卒日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确定。在苏联1962 年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中,巴别尔的出生日期标为“俄历1894 7 1 日,新历7 13 日”,而巴别尔出生证上标明的日期却是“俄历6 30 日”,以新旧历之间相差13 天计,巴别尔准确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894 7 12 日”,而现今的文学工具书和巴别尔传记却大多误作“7 13 日”。巴别尔于1940 1 27 日在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被枪毙,但巴别尔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被恢复名誉时,官方告知巴别尔亲属的死亡时间却是“1941 3 17 日”,并称巴别尔系因心脏病死于集中营,直到苏联“改革”时期,随着部分克格勃档案的公开,巴别尔的死亡时间才最终被确定。

伊萨克·巴别尔生于俄国敖德萨城的犹太人聚居区莫尔达万卡(Молдаванка),父亲是一位经营农业器具的犹太商人,在他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居距敖德萨150 公里远的小镇尼古拉耶夫。像当时大多数犹太家庭一样,巴别尔的父母也很早就决意让自己的孩子掌握经商的知识和技能,9 岁的巴别尔被送入尼古拉耶夫商业学校。在巴别尔一家迁回敖德萨后,巴别尔转入敖德萨商业学校学习。这所“商业”学校却让巴别尔爱上了“文学”,因为该校的法语教师瓦东是一位法国“外教”,“他是布列塔尼人,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具有文学天赋。他教会我法语,我和他一起熟读法国经典作家,接近敖德萨的法国侨民,从15 岁起便用法语写小说”。巴别尔在敖德萨商校毕业后由于民族身份的限制未能如愿进入敖德萨大学,转而考进基辅商业财经学院。不过在基辅,他的文学爱好愈加强烈,并于1913 年在基辅《星火》杂志上发表小说处女作《老施莱梅》(Старый Шлойме),最终实现了他从“商业”向“文学”的过渡。

在基辅学习期间,巴别尔结识富商之女叶夫盖尼娅·格隆费因(Евгения Гронфейн),并带她私奔,由此开始了他持续一生的爱情罗曼史。1919 年,巴别尔与叶夫盖尼娅结婚,1925 年,叶夫盖尼娅移居法国,据称是为了去巴黎学画。同年,巴别尔与梅耶荷德剧院的女演员塔玛拉·卡希里娜(Тамара Каширина)相恋,并于1926 年生下儿子米哈伊尔,但是后来,卡希里娜携子嫁与作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孩子也随继父姓,米哈伊尔·伊万诺夫(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后成为一位著名画家。19277 月,出差柏林的巴别尔与文学编辑叶夫盖尼娅·哈尤吉娜(Евгения Хаютина)相恋,哈尤吉娜后于1929 年嫁给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的头目叶若夫,但巴别尔与她的关系一直时断时续,哈尤吉娜于1938 年自杀,也有人说她是被丈夫害死的。两位恋人先后嫁与他人,心灰意冷的巴别尔于是决定与妻子破镜重圆,并多次去巴黎探亲,他和叶夫盖尼娅·格隆费因所生的女儿娜塔莉娅(Наталья)于1929 年在巴黎出世,娜塔莉娅后移居美国,成为父亲文学遗产在西方的推介者,她曾主编英文版《巴别尔全集》2①。30 年代中期,巴别尔与莫斯科地铁建设工程设计师安东尼娜·比罗什科娃(Антонина Пирожкова)相爱,1937 年,他们的女儿丽季娅(Лидия)出生。比罗什科娃后移居美国,她写有回忆录《与巴别尔共度七年》(Семь лет с Ис ааком Бабелем)。不难看出,巴别尔的情感生活也是枝蔓丛生、充满变故的。

1916 年,巴别尔来到彼得格勒,在心理精神病学院法律系读书,同时开始寻找发表文学作品的机会。他在彼得格勒与高尔基相识,这后来被他称为他文学创作的“开端”:“我的一切都归功于这次会面,我至今在道出‘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4②这个名字时总是心怀爱戴和景仰。他在1916 11 月号的《年鉴》上发表了我的两个短篇小说。”5③这两篇小说就是《埃利亚·伊萨科维奇与玛格丽塔·普罗科菲耶夫娜》(Элья Исаакович и   Маргарит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 和《妈妈、里玛和阿拉》(Мама,Римма и Алла)。按照巴别尔自己的说法,这两篇小说给他带来了麻烦,他因为小说的“淫秽”内容受到起诉,但不久爆发的革命却使他免于牢狱之灾。同样是按照巴别尔自己的说法,高尔基在肯定巴别尔文学天赋的同时,也认为他这两篇小说是“偶然的成功”,于是便打发他去“人间”。根据现有的巴别尔生平资料看,巴别尔的这“人间”七年(1917-1923)是丰富多彩的:1917年曾以志愿兵身份征战罗马尼亚,后返回彼得格勒,在新组建的秘密警察机构契卡任外事翻译;1918 年参加粮食征集队,加入抗击尤登尼奇的北方军,同时为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撰写专栏文章;1920 年任乌克兰国家出版社敖德萨分部主任和南方罗斯塔通讯社记者,并于夏秋时分随第一骑兵军参加苏波战争;1921年在敖德萨做编辑,同时开始在当地报刊发表“敖德萨故事”;1922 年在格鲁吉亚等地当记者,开始写作“骑兵军系列”;1923年进入莫斯科文学界,在《列夫》《红色处女地》《探照灯》《真理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受到普遍欢迎。但是除了这些“有据可查”的经历外,人们发现,巴别尔这七年的历史中依然存有许多空白。

20 年代下半期到巴别尔遇害的这十余年间,巴别尔春风得意,却也风波不断。20 年代中期,巴别尔的妹妹、母亲和妻子相继离开俄国,侨居布鲁塞尔和巴黎,令人奇怪的是,坚持留在国内的巴别尔却能多次获准去国外探亲。1925 年,他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在一年内先后推出,他的《骑兵军》(Конармия)更是在短时间里多次再版,他由此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可当时位高权重的军方领袖、曾任第一骑兵军司令的布琼尼却在《真理报》发文,指责《骑兵军》污蔑红军战士,幸有高尔基出面力挺巴别尔。一阵作品出版热潮过后,巴别尔却突然沉寂下来,当时的著名批评家沃隆斯基公开责怪巴别尔,认为他已陷入所谓“文学沉默期”(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молчание)。在30 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身在乌克兰的巴别尔成为集体化运动和乌克兰大饥荒的见证者,他试图打破“沉默”,也发表了反映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大井村》(Большая Криница)之片断,但反响平平。他转而写作一些剧本和电影脚本,曾与爱森斯坦等人合作,还曾试图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成电影。1934 8 月,他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次年6 月,他与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一同前往巴黎,出席“捍卫文化与和平国际作家反法西斯大会”。这两件事情表明,巴别尔在当时是一位颇受重视的“苏维埃作家”。之后数年,是20 世纪俄苏历史上的“大清洗”和“大恐怖”时期,但巴别尔起初似乎顺风顺水,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作家村佩列捷尔基诺得到国家给予的一套别墅,他依然能出国探亲,他的作品也不时发表在苏联的文学报刊上,如《苏拉克》(Сулак)、《德·葛拉索》(Ди Грассо)、《审判》(Суд)等。他也是当时文坛泰斗高尔基家的常客。但是,他最终未能躲过这场腥风血雨。

1939 年5 15 日,巴别尔在佩列捷尔基诺被捕,罪名是“反革命罪”和“充当法、奥间谍”,次年1 27 日,巴别尔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被枪毙。关于巴别尔遇害的原因,人们至今不明究竟,处决他的命令是斯大林亲笔签署的,有人据此推断,巴别尔得罪了斯大林本人,因为斯大林不喜欢有人提起苏波战争,他因《骑兵军》的走红而迁怒于巴别尔;也有人认为是巴别尔“交友不慎”,他的一些朋友如亚基尔、叶若娃(即哈尤吉娜)等,当时都已被斯大林定为“人民公敌”,巴别尔受到牵连是在所难免的。有人认为,一直偏爱巴别尔的高尔基于1936 年去世,使他最终失去了庇护;也有人猜测,曾在秘密警察机构工作的巴别尔,也许掌握了一些招致杀身之祸的内情。

巴别尔的作品自身也构成一个谜。巴别尔究竟写下了多少文字,人们颇费猜测。与巴别尔同时代的人大多称他是一个“坐不住的”作家,很少看到他写作,可他的最后一任妻子比罗什科娃却称丈夫是一个无比勤奋的写作狂,不过她也说,巴别尔很少向她展示自己的写作成果。巴别尔如今存世的文字,只够编成篇幅不大的四五本书,但根据档案中的记载,秘密警察在逮捕巴别尔时从他家中抄走一大批手稿,计有15 件卷宗和18 个笔记本,如今秘密警察机构中的巴别尔档案已经解密,可其中却不见巴别尔的手稿,在巴别尔被恢复名誉时他的家人曾被告知,所有手稿均已被焚毁。可是,巴别尔的众多崇拜者仍对这些手稿心存幻想,因为据说,擅自焚毁档案的做法在克格勃机构中非常罕见,更何况那还是一批“文学作品”。但愿巴别尔那些被湮灭的作品终有一天能重见天日。

巴别尔的生活和创作,无论姓氏还是生死,无论身份还是爱情,无论经历还是文字,都像是“未完成体”。正因为如此,我们阅读与巴别尔相关的资料时才会看到这样一些颇为耸人听闻的标题,如《被遗忘的巴别尔》6《被焚毁的巴别尔》《未知的巴别尔》《巴别尔的未知书信》9《伊萨克·巴别尔:真相和虚构》等等。巴别尔的生活和创作之谜,自然源自他所处的时代和体制,那样一个充满动荡的乱世必然会在他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严酷的社会环境会使他像他的众多同时代人一样,生出许多难言之隐,做出许多被迫的伪装。与此同时,巴别尔令人疑窦

丛生的身世,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与他的性格和美学风格不无关联,作为一位善于故弄玄虚、热衷真真假假的作家,他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的生活“文学化”,或将自己的作品“自传化”,他的生活可能是真正的文学体验,而他的作品则可能是“伪纪实小说”,在他这里,生活和文学似乎赢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调和与统一。

    巴别尔只活了40 多岁,只写了20 多年,他的文字还至少遗失了一半,他存世的短篇小说不过百余篇,其中还包括那些特写在内。巴别尔的主要文学体裁是短篇小说,他即便写作长篇小说和剧本,也写得较为简短,或仅为片断。他的书信和特写不仅篇幅不大,同时也是零散不全的。巴别尔的创作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碎片化,像是一个变化多端的万花筒。但是,将巴别尔的作品集中到一起阅读,我们却又能从中清晰地分辨出几个主题,或曰几个系列,即“敖德萨系列”、“彼得堡系列”和“骑兵军系列”。巴别尔对故乡敖德萨城的眷恋是刻骨铭心的,即便在1920年随军征战苏波战场时,他居然也会在日记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敖德萨:“敖德萨怎么样了呢?忧伤。”(7 26 日)“为什么我会有难以排遣的忧伤?因为远离家乡。”(8 6 日)“我想念敖德萨,心都飞回去了。”(9 1 日)巴别尔1913 年发表的处女作《老施莱梅》其实写的就是敖德萨人,但后来被巴别尔冠以“选自敖德萨故事”之副标题的第一篇小说,还是1921 年刊于敖德萨《水手报》的《国王》(Король)。由巴别尔本人编选、以“敖德萨故事”(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为书名于1925 年出版的单行本,其实仅包含4 个短篇,即《国王》《此人是怎样在敖德萨起家的》(Как это сделалось в Одессе)、《父亲》(Отец)和《哥萨克小娘子》(Любка Казак),但后来被巴别尔不同文集的编者以“补遗”(дополнения/additional stories)名目编入“敖德萨故事”的故事,则不下十余篇。在《敖德萨故事》单行本多次再版之后,巴别尔仍在继续这一主题的创作,比如,他在《弗罗伊姆·格拉奇》(Фроим Грач)一篇后标明的写作年代就为1933 年,在他30 年代写作的其他文字中仍不时出现敖德萨场景和敖德萨人。可以说,“敖德萨主题”是贯穿巴别尔整个创作的一个母题,巴别尔现存于世的文字有一半以上均可称之为“敖德萨故事”。

在巴别尔的笔下,敖德萨的故事,敖德萨犹太人的故事,尤其是敖德萨犹太强人的故事,构成了一部奇特斑斓的史诗。敖德萨因其繁忙的海运和繁华的商业被称为“俄罗斯的马赛”(русский Марсель),又因其大量聚居的犹太人被称为“俄罗斯的耶路撒冷”(русский Иерусалим)。在巴别尔写作这些故事的年代,敖德萨的犹太人虽然生活富足,但像散居在欧洲各国的犹太人一样往往是遭受歧视、忍辱负重的,巴别尔在他的小说中写到了犹太人生活的不幸和艰难,写到了残忍的屠犹场景,但与此同时,他选取别尼亚·克里克(Беня Крик)、弗罗伊姆·格拉奇(Фроим Грач)等几位犹太强盗头领为对象,描写他们的敢作敢为,他们的喜怒哀乐,似乎旨在借助这一类型的主人公实现他对敖德萨犹太人生活的理想化和艺术化。别尼亚·克里克爱憎分明,“他在消灭欺骗的同时,寻找公正,他既寻找带引号的公正,又寻找不带引号的公正”。[《带引号的公正》(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вскобках)] 他强娶富商之女,火烧警察局(《国王》),他厚葬被手下人误杀的管事,并强令管事的老板出血(《此人是如何在敖德萨起家的》),他敢爱敢恨,豪爽仗义,与现实生活中逆来顺受的犹太人构成鲜明对比。他绰号“国王”,他无疑也是巴别尔心目中的“无冕之王”,是巴别尔用狂欢化的手法在小说中实现的犹太造神运动。由于巴别尔的“敖德萨故事”,色彩斑斓的敖德萨从此成为俄语文学史中的一处名胜。

    在巴别尔的创作中,与“敖德萨主题”紧密抱合的还有他的“童年主题”。巴别尔在敖德萨长大成人,他的童年记忆自然是与敖德萨这座城市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正是店铺、熙来攘往的行人、气息、剧院的海报,构成了我亲如骨肉的城市。我至今记得这座城市,感觉得到这座城市和爱着这座城市,我感觉得到它,就如我们感觉得到母亲的气息、抚爱的气息和欢声笑语,我爱它,因为我生于斯,我在它的怀中有过幸福,有过忧伤,有过幻想,而且那幻想是多么的热烈,多么的独一无二。”[《童年》(Детство)] 如果说,“敖德萨系列”是犹太强人的肖像画廊,那么,“童年系列”则是一位敖德萨犹太男孩的心灵史。犹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胆怯和敏感、抗争和发奋、恐惧和复仇等极端心理,在巴别尔的小说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在《我的鸽子窝的故事》(История моей голубятни)中,犹太少年入学的喜悦和屠犹场景的残忍构成对比,犹太子弟中榜的喜庆暗含着这个民族的复仇心理。通过勤奋学习出人头地,似乎成了所有犹太儿童的努力方向,就像《童年》中的奶奶那“铿锵有力”的话语:“发奋学习,你就可获得一切——财富和荣誉。你必须通晓一切。所有的人都将对你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应该让所有的人都嫉妒你。”就像巴别尔自己后来在小说《醒悟》(Пробуждение)中所“总结”的那样:“我们的父辈看到自己前途无望,便决心博彩,拿年幼子女的身子骨做赌注。这股疯狂的赌风在敖德萨甚于其他城市。”重压下的、被迫的勤奋,构成了巴别尔“童年系列”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但巴别尔却时常突出在“我”身上很早便涌动起来的文学冲动:“我在练习小提琴时,把屠格涅夫或者大仲马的小说放在谱架上,一边叽叽嘎嘎拉着提琴,一边狼吞虎咽地看着一页页小说。白天我编故事给四邻五舍的孩子听,夜里将故事写到纸上。”(《醒悟》)他给妓女讲故事,因此得到一笔钱,他将之称为他的“第一笔稿费”:“唉,天呀,我的青春!……我活了二十年,其中有五年时间用于构思小说,数以千计的小说,绞尽了脑汁。这许多小说伏于我心,一如癞蛤蟆之伏于石头。孤独的催生之力使其中一篇砰然落地。看来,我命中注定要使一个梯

弗里斯的妓女成为我的第一名读者。我想象力的骤然迸发令我冷得浑身战栗。我给她讲了一个跟亚美尼亚人同居的童男子的故事。”[《我的第一笔稿费》(Мой первый гонорар)] 人们注意到,巴别尔的“童年记忆”往往并非百分之百的“生活事实”,但是,其中的犹太儿童的心理活动和自幼就有的对文学的热爱,却无疑是少年巴别尔的真实心迹。

所谓“彼得堡系列”,则是巴别尔1918 37 月间在高尔基主编的《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上发表的一组特写,该报为巴别尔辟出题为“日记”(或“彼得堡日记”)的专栏,这些特写在发表时常标有“选自《彼得堡,1918》一书”的副标题,这说明巴别尔曾有意写作一部以彼得堡生活为主题的书。现存的“彼得堡日记”(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дневник)共23 篇,其中17 篇刊于《新生活报》,发表时间自1918 3 9 日至1918 7 2 日,持续近4 个月。需要指出的是,这正是十月革命爆发后数月间的彼得堡,在巴别尔的笔下,革命风暴席卷后的彼得堡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这些“日记”从立场和态度到篇幅和风格,都很近似高尔基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的系列特写《不合时宜的思想》(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 мысли)。请看《伙计》(Ходя)一篇的开头:“铁面无私的夜。令人惊诧的风。一具尸体的指头在翻拣彼得堡冻僵的肠子。紫红的药房冻僵在角落里。药剂师把精心梳理的脑袋歪向一旁。严寒攥住了药房那紫红的心脏。药房的心脏于是衰竭了。”“涅瓦大街上空无一人。墨汁的泡沫在空中爆裂。深夜两点。铁面无私的夜。”在革命后的都城,大家都在破坏自己的生活,宰杀马匹,拿家具当柴烧,把书籍扔进壁炉,在《马》(Олошадях)的结尾,作者写道:“大家全是掘墓人。”人们杀人如麻,视生命为儿戏:“以前还询问一番——死者是谁,死亡时间,被什么人打死的。现在不问了,在小纸条上记下——‘姓名不详的男人’,然后就运到停尸间。”[《死者》(Битые)] 这激起了巴别尔对革命的思索和疑惑:“扛起枪并相互射杀——在某些时候,这大概并不愚蠢。但这还不是革命的全部。谁知道呢——这或许完全不是革命?”[《妇产宫》(Дворец материнства)] 在《至圣宗主教》(Святейший патриарх)一篇中,他这样转述教会人士的“牢骚”:“人家告诉我们:这就是社会主义。我们的回答将是:这是抢劫,是俄罗斯大地的灾难,是对神圣而永恒的教会的挑衅。”和高尔基的系列特写一样,巴别尔的“彼得堡日记”似乎也是“不合时宜”的。

    真正给巴别尔带来全俄、乃至全世界声誉的作品,还是他的“骑兵军系列”。1920 年苏波战争期间,巴别尔化名“柳托夫”随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征战数月,其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

想就构成了《骑兵军》(Конармия)的主要内涵。如今被归入这一“系列”的短篇小说共38篇,它们的创作时间延续达15 年之久(19221937),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写于1925 年之前,巴别尔后来只是在不断地加工、改写这些故事。《骑兵军》中的小说大都是在巴别尔当年所写的行军日记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作为随军记者的巴别尔(柳托夫),自然要随时随地记录下他遭遇的一切,而始终瞪着一双惊诧的眼睛、始终揣着一颗好奇的心的巴别尔,自然也不会放过任何“有趣的”场景和人物。在为《红色骑兵军报》(Красный кавалерист)写下数篇报道的同时,他还记下大量日记。巴别尔随军征战7 个月(1920 511 月),但他的日记未能完整保留下来,如今我们能读到的仅有3 个多月(1920 69 月)间的66 篇日记,即1920 6 3 日至9 15 日,且其中6 6 日至7 11 日的日记亦散失。巴别尔的1920 年日记首次刊于《民族友谊》杂志1989 年第45 期。在这套中文版《巴别尔全集》第三卷中,我们特意把系列短篇小说“骑兵军故事”、刊发于《红色骑兵军报》的报道和“1920 年日记”(Дневник 1920 г.)这三个部分合而为一,构成一个相互呼应的整体,读者既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巴别尔的战时体验和感受,也可以揣摩和品味巴别尔的三种不同话语以及三种话语相互之间的交织、过渡和转化。

    《骑兵军》的首篇《泅渡兹勃鲁契河》(Переход через Збруч)开头处一段渲染氛围的写景,便已构筑起了这些短篇的整体风格:“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

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黑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桥梁都已毁坏,我们只得泅渡过河。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作为主人公的“我”是个戴着眼镜的“四眼”书生,而且还是个犹太人,他内心暗暗羡

慕,甚至赞叹那些杀人如麻的哥萨克骑兵军,可他自己终究未能学会杀人,为了赢得战友的认同,他借故杀死房东的一只鹅,之后,“我用沙子擦净马刀,走到大门外,又回到院场里,心里十分痛苦。月亮像个廉价的耳环,挂在院场的上空。”“我做了好多梦,还梦见了女人,可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我的第一只鹅》(Мой первый гусь)] 苏波战争期间,苏联红军和波兰军队不约而同地屠杀犹太人,这让身为犹太人的巴别尔痛心疾首,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残忍的屠犹场景:“在我窗前,有几名哥萨克正以间谍罪处死一名白发苍苍的犹太老人。那老人突然尖叫一声,挣脱了开来。说时迟,那时快,机枪队的一名鬈发的小伙子揪过老头的脑袋,夹到胳肢窝里。犹太老头不再吱声,两条腿劈了开来。鬈毛用右手抽出匕首,轻手轻脚地杀死了老头,不让血溅出来。”[《小城别列斯捷奇科》(Берестечко)]巴别尔在描写此类血腥场景时似乎也像这位杀人的“鬈毛”一般若无其事,可这冷若冰霜的“客观”却反而蕴含着巨大的抗议力量和震撼效果。巴别尔的小说于20 世纪下半期在西方世界的走红,与他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及其关注方式不无关系。总之,战争和暴力,死亡和性,哥萨克骑兵和屠犹等,这一切相互交织,构成了《骑兵军》的主题。

巴别尔是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也是一位同样杰出的剧作家,我们将他的6 部剧作编成《巴别尔剧作集》,作为这套全集的第四卷。据说巴别尔1909 年在敖德萨参加剧社活动时写有一剧,但未能保存下来。1928 年,他的剧作《日薄西山》(Закат)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看后认为该剧“就戏剧技巧而言或许是十月革命后的最佳剧作”11①。20 世纪2030 年代,他创作了多部剧作,他在1935 2 24 日写给母亲的信中甚至这样写道:“现在我在创作方面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我不想写散文,只喜欢创作剧本……”12②将巴别尔的6 部剧作,即《别尼亚·克里克》(Беня Крик)、《日薄西山》、《流浪的星星》(Блуждающие звезды)、《中国磨坊》(Китайская мельница)、《玛丽娅》(Мария)、《老广场4 号》(Старая площадь,4)结合起来看,我们或许能发现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就体裁而言,巴别尔剧作往往介乎于话剧剧本和电影脚本之间。在巴别尔集中进行戏剧创作的那些年,他与爱森斯坦、杜甫仁科等苏联著名导演关系密切,多次随剧组拍摄,他也应邀出任多部影片的编剧或改编者,除《玛丽娅》外,收入《巴别尔剧作集》的另5 部作品均为电影脚本。在巴别尔这里,话剧剧本和电影剧本的差异似乎被缩小了,他在电影脚本中十分注重对台词的锤炼,他在话剧剧本中则加入了大量的蒙太奇和场景说明。其次,就情节而言,巴别尔的剧作往往是对他本人和其他作家作品的改编。剧作《别尼亚·克里克》和《日薄西山》均改编自巴别尔本人“敖德萨故事”中的同名短篇,《流浪的星星》是他对犹太作家肖洛姆- 阿莱汉姆同名长篇小说的改编,《中国磨坊》的情节则取自《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同题讽刺小品文。最后,就风格而言,巴别尔的剧作与其短篇小说构成了某种饶有兴味的比照和呼应,他的剧作与他的短篇小说有着同样的主题,比如革命与暴力、性与爱、犹太主题等,有着同样的风格特征,如简洁的语言和瑰丽的奇喻,自然主义的细节和伪浪漫主义的抒情等。人们在归纳契诃夫戏剧的独特贡献时常常说,是契诃夫“让散文进入戏剧”,其实巴别尔也在做同样的尝试,与此同时,他的小说又常常被人定义为“戏剧化小说”。

巴别尔的书信,自然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他的书信大多散失,本文集第五卷所收的371 封书信便是巴别尔现存书信的全部。这些书信中最早一封写于1918 12 7 日,最后一封是巴别尔1939 5 10 日写给母亲的信,5 天后他就被逮捕了。巴别尔的作品遗失很多,而他的书信则遗失更多,这里的书信只是冰山一角。然而,阅读这些幸运地“残留”下来的信件,我们却依然能“完整地”窥见巴别尔当年的生活和工作,处境和心境。这些书信有近一半都是写给他的第二任妻子(两人其实并未正式登记结婚)塔玛拉·卡希里娜的,当时热恋着卡希里娜的巴别尔,在3 年半的时间里寄出百余封书信,这些书信因塔玛拉的细心保存得以传世,并于1992 年集中刊发在《十月》杂志上。除卡希里娜外,巴别尔书信的接收人还有他的母亲和妹妹等家人,他的朋友如安娜·斯洛尼姆一家、伊萨克·里夫希茨等,还有高尔基、富尔曼诺夫、沃隆斯基、爱森斯坦等文化名人。这些写给朋友和亲人的书信大多言简意赅,甚至不乏鸡毛蒜皮,但它们却使我们看到了巴别尔当年的真实生活,包括他炽烈的爱情,他不停的奔波,他永远的缺钱,他随时随地的写作。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阅读他的书信,我们往往能更为贴切地感受到他创作中的酸甜苦辣,他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比如,他在信中这样谈到他自己:“我的性格里有一种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缺点:凡事过于执着,对现实总是持有一种不现实的态度。”(1918 12 7 日致安娜·斯洛尼姆)他这样谈到自己的创作方法:“在创作过程中我很快放弃了应注重史料的可靠性和历史真实性的想法,决定采用纯文学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思想。”(1924 910 月间致《十月》编辑部)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这样写道:“每时每刻我都会把心中最美好的祝愿献给您,我亲密无间的良师益友、灵魂的审判者和永远的榜样。”(1928 4 10 日)他在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曾这样颇费猜测地写道:“置身于祖国大地,有时你可能会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因为任何人都无法用文学的方式来描述眼前这一伟大的、史无前例的、被称为‘苏联’的崭新国度。”(1934 1 20日)可以说,阅读巴别尔的书信,是步入他的内心世界、理解他的文学创作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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