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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学
鼠疫 作者:[法]加缪 页码:304 装帧:平装
定价:35.00元
ISBN:978-7-5407-7470-7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荒诞哲学”的代表,存在主义文学大师。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蒙多维城,高扬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被成为“年轻一代的良心”。他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不幸遭遇车祸英年早逝,年仅47岁。


李玉民,我国著名翻译家,从事法国文学翻译已有30年,译著60余种,译文超过2000万字,其中半数作品是国内首译。其“译文洒脱,属于傅雷先生的那个传统”(柳鸣九语),译序也多个人感悟,亲切新颖,不落俗套,成为译作的一道风景。主要译著:小说有雨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巴尔扎克《幽谷百合》,大仲马《三个火枪手》《基督山恩仇记》,莫泊桑《一生》《漂亮朋友》、《羊脂球》等;戏剧有《缪塞戏剧选》《加缪全集•戏剧卷》等;诗歌有《艾吕雅诗选》、阿波利奈尔《烧酒集》《图画诗集》等。此外,编选并翻译《缪塞精选集》《阿波利奈尔精选集》《纪德精选集》、米什莱的《鸟》《海》《山》;主编《纪德文集》(5卷)、《法国大诗人传记丛书》( 10卷)等。




本书通过阿尔及利亚的一座城市奥兰鼠疫肆虐后的种种情形,表现人们在疫城中的极限生活,及其所感到的“窒息”与所经历过的那种充满了“威胁和流放的气氛”,成功创造了一个人抵抗恶、人的优点战胜弱点的伟大神话。男主人公里厄医生代表人性的温情,他以他的努力和坚韧证明:在同鼠疫博弈,同生活博弈中,人所能赢的,无非是见识和记忆。人类要有希望,没有希望,就谈不上安宁。


真理原本的面目


李玉民

这部《鼠疫》,通常论来,是象征小说,哲理小说。不过,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为具体:“这部纪事体小说”,他还强调指出,采用“历史学家的笔法”。生怕读者误解似的,叙述者(最后里厄承认是他本人,作者的替身)特意说明这一点。不妨原话引用,像路标一样立在这里,指引我们阅读:

由塔鲁倡导而组建起来的卫生防疫队,应给以充分客观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叙述者不会高歌称颂人的意愿和英雄主义,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但是,他还继续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当时鼠疫肆虐,给我们所有同胞造成怎样破碎而又苛求的心。


所谓“给以客观的评价”,“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粗看也许是虚笔谦抑,泛泛承让,恐非作者真实的意图。历史学家的笔法,也并不意味着不能颂扬英雄主义,尤其像塔鲁这样一批志愿者,协助里厄这样一些尽职的大夫,一起抗击鼠疫,坚持十个月,随时随地都有被感染的生命之虞,他们的行为怎么就不能被歌颂呢?事关对这部小说整体的理解,我不免半信半疑,仍怀着一般人的阅读心理,期待着在这场大灾大难中,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又被迎头浇来一盆冷水,只见叙述者进一步解释: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超越过。同样,这也将赋予这部纪事体小说应有的特点,即叙述过程怀着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不以一场演出的那种恶劣手法,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树立英雄的楷模也就罢了,如若树立,怎么也轮不到格朗这个窝囊废呀,总该是顶天立地的硬汉塔鲁吧。这还是次要的。经过仔细琢磨,我觉得这段话分量相当重,以加缪严谨的文风,不会是戏言妄语,看来郑重其事,似乎在宣告这部小说的宗旨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标准。

首先,小说,就不该是约定俗成的英雄颂歌。这部小说的所有人物,包括表现突出的里厄大夫和塔鲁等,无不是群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哪个也没有被塑造成为高大的英雄形象,这就颠覆了乱世出英雄的传统,也颠覆了所谓“英雄”的概念。英雄主义何以该回到次要地位,作者一句话就道破了:英雄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寻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换言之,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那么谁来占主要地位呢?当然就是所有普通人物了。说到底,《鼠疫》通篇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其次,“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这句话值得好好掂量,疑似更为重大的颠覆,而且颠覆到真理的头上了。“原本的面目”,莫非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并没有见到本相?这里又不是确指哪一条真理,而且泛指一切真理,简短一句话,好大的口气。言下之意,虽未得其详,但是,我们凭借经验,不妨揣度一下:一提起真理,自然联想到“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其高远,何其圣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仿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表明至少在我的心目中,真理已经神圣化了,偶像化了。那么,怎么才是“原本的面目”呢?且看书中这样一段话:

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面对肆虐的鼠疫,绝不能跪下求饶,任其摆布,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与之搏斗,这就是《鼠疫》通篇彰显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在作者看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值得赞扬”。

以上两点——“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和“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去伪存真,去其神圣性,去其偶像色彩,存留本真,将这种高不可攀的大词宏旨,拉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顺理成章”,也就是合乎常情常理。

这是本书的两大关目,关联着人与世界的方方面面:以鼠疫为象征的命运、苦难、上帝、信仰、生与死、爱情、亲情、社会、道德、善恶、怜悯、良心、责任、抗争等等,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思想概念,而与书中人物息息相关,需天天面对,时刻处理。

奥兰,一座几十万居民的城市,本来正常生活,各自忙碌,互不相干,却突然闹起鼠疫,全城封闭,一切就全变了。全城仅仅演绎着集体的历史,个人命运不复存在了。

鼠疫这个象征物,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欧洲泛滥的法西斯主义。不过,这种象征显然预留了很大空间,大大淡化了具体所指。罗兰·巴特发出批评的声音,对此就有微词,加缪在答复中有这样一段话:

《鼠疫》,本意是希望读出多重含义,但是从内容上看很明显,是欧洲抵抗纳粹的斗争。证据就是这个敌人没有指明,而在欧洲各国,人人都能指认出来。《鼠疫》,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一部抵抗的纪事体小说。但是可以肯定,它还不失为这样一部作品。


加缪一方面强调鼠疫的多重含义,另一方面又坚持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抵抗纳粹的斗争。这并不矛盾。具体所指,这是不言而喻的,倒是“读出多重含义”更为难能可贵。象征如果过分贴近时代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征意义就萎缩褪色了。加缪创作《鼠疫》时,想必有意模糊了象征的确指和泛指的界限,结果预留的空间与日俱增,能和读者的想象互动。因此,将近七十年过后,那段历史虽然不会被忘记,但是这种多重意义的象征,则由时间和纷扰的世界增添了新的内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鼠疫》历经大半个世纪,非但没有被人遗忘,反而越传越广,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读者的喜爱,单在法国本土,销售量就高达五百万册,成为不可多得的长销的畅销书。

作为一部哲理小说,这真是个奇迹,须知从哪方面看,《鼠疫》都不具备一般畅销书特定的要素。正如叙述者所坦言的:“这场鼠疫运行良好,如同一种谨慎而无可挑剔的行政管理”,“根本没有任何引人入胜的东西可以报导”,没有“类似老故事中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英雄,或者不同凡响的行为”,“不像大火那样壮观而又残酷”,就连瘟疫初起时,萦绕在里厄大夫头脑中的“那种激情澎湃的壮观景象”,也荡然无存了;尤其这场灾难持续时间长,单调到了极点,人所遭受的痛苦本身,“当时就丧失其感人的特点”。

由此可见,作者本人就承认,鼠疫期间发生的故事单调得很,既不壮观也不感人,那么这部小说凭什么进入畅销的经典行列呢?我们还需要从文本中寻求答案:

叙述者的态度倾向于客观,以求杜绝歪曲事实,尤其杜绝昧良心的话。他几乎不肯为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什么,仅仅照顾到叙述大体连贯的基本需要。正是这种客观性本身指导他现在要说,那个时期的巨大痛苦,最普遍又最深重的痛苦,如果说是生离死别的话,重新描绘鼠疫那个阶段,如果说在思想上是责无旁贷的话,也同样是千真万确的。


这里进一步说明了历史学家的笔法,特别强调客观性,不为追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事实。作者重申的这种写作态度,足以保证本书的宗旨和原则一以贯之,即我所说的通篇彰显的两大关目:普通人物唱主角,恢复真理原本的面目。这种创作理念,在《西绪福斯神话》这样的哲学著作中无法实践,于是加缪说:“你要想成为哲学家,那就写小说吧。”讲这话是有背景的,与其说是劝告别人,不如说是自勉。

我们知道,加缪的“三部荒诞之作”,即中篇小说《局外人》、剧本《卡利古拉》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相继发表,自成荒诞理论体系。按说,哲学论述与文学形式这样相互支撑和印证,效果已经相当可观了。然而,这个体系总括来说,只论述演绎了荒诞性,尚缺乏与之相制衡的反抗,于是有了第二个作品系列:长篇小说《鼠疫》(1946)、剧本《正义者》(1950)和厚重的理论力作《反抗者》(1951),这就是以反抗为主题的另一个“三位一体”系列。

第一个系列以“荒诞”为主题,还缺少一个鲜明生动的、震慑人心的荒诞象征。荒诞的象征,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流于抽象,在《局外人》中流于模糊,在《卡利古拉》中流于单弱,因而需要一个振聋发聩,能引起万众惊怖而猛醒的荒诞象征。同样,还缺少一个人物众多、情节跌宕起伏的长篇复杂故事,需要创造一种刺激人神经,强迫人思考的创巨痛深的特殊氛围。《鼠疫》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鼠疫这个瘟神,在人类历史上多次行妖作怪,大范围肆虐制造的恐怖惨景,史书多有详细记载,给人类留下不可磨灭的恐怖印象。单单“鼠疫”这两个字,就能先声夺人,一旦作为荒诞的象征出现,就成为不二之选。

在《鼠疫》中,这个瘟神不减当日威风,果然有惊人之举,要独霸几十万居民的奥兰城,就先发制人,放出成千上万只疫鼠,满街乱窜,发出吱吱哀叫,猝死在行人脚下。恐怖气氛与日俱增,老鼠在城中逐渐灭绝,便轮到人应征充当疫兵了。围城中的一切都听瘟神的调遣,都围着瘟神运转,这便是典型的荒诞世界了。

人一旦意识到世界荒诞,即便没有感染上疫症,也平添了心病,这就是身陷围城,心陷绝境的征兆。人什么都不能自主了,完全丧失了自我,那么人还剩下什么,还能做什么呢?

在此之前,他们绝不肯将自己的痛苦跟不幸混为一谈,可是现在,他们却接受了这种混淆。他们没了记忆,也没了希望,就立足于当下了。其实,在他们眼里,一切都变为当下了。实话实说,鼠疫剥夺了所有人爱的能力,甚至剥夺了友爱的能力。因为,爱要求一点儿未来,而我们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


是的,头几个星期,大家还很激愤,还盼望这种集体受难早些结束。然而,鼠疫猖獗日甚一日,无休无止,瘟神的战车来回辗压,什么情爱友爱,什么记忆希望,什么社会、道德、信仰、怜悯心、责任感,一切都辗得粉碎。普遍的沮丧情绪,安于绝望的心态,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这不就等于坐以待毙吗?

坐以待毙是大部分人的倾向,就连“新派伦理学家”都宣扬只能跪下求饶,无论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帕纳卢神甫则表明基督教的观点,阐明鼠疫“发自天意”,是对世人的惩罚,“永恒之志通过死亡、惶恐和呼号的途径,引导我们走向本原的沉寂和生命的前提”,换言之,基督教徒只能表达笃信,余下的事,上帝自有安排。

其实,这种倾向只是表面现象;谁也不甘心等待上帝的安排,“任何人都没有完全听天由命”,“甚至自以为相信上帝的帕纳卢也不相信”。奥兰城的秩序既然由死亡来节制,这就迫使人思考,是否还有别种选择。就连组织祈祷周的帕纳卢神甫,在布道时也明确指出,“反思”的时刻到了。他说道:

进行劝导,伸出友爱之手,靠这种办法督促你们向善已经过时了。今天,真实情况就是一道命令。而救赎之路,现在就由红色长矛向你们指明,并且推动你们上路。我的弟兄们,上帝的仁慈最终就表现在这方面,即赋予一切事物以两面:善与恶,愤怒与怜悯,鼠疫与救赎。就连危害你们的这场灾难,也是对你们的教育。给你们指明道路。


帕纳卢神甫这段话,无意中指出一个荒诞的问题:鼠疫就是救赎,就是对世人的教育。我们可以抛开他讲这话的动机、前提和结论,拿来比较一下书中有识者的思想和行为,却是一个很有趣的殊途同归的事例。

同帕纳卢神甫相对应的两个不信上帝的人,则是两个极有见识、极清醒的人物:一个是干劲十足,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里厄大夫,一个是极力反对死刑的社会活动家,全身心投入抗击鼠疫的斗士塔鲁。全城人落入鼠疫的围墙里,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人心大崩溃的时候,塔鲁和里厄却心有灵犀,很快就走到一起,为了同一种斗争。

抗击鼠疫的这两个灵魂人物,因鼠疫而走到一起,也是殊途同归,各有各的反抗史。两个人的几次谈话,越谈越深入,由里厄的叙述和塔鲁的记事铺衍缀补,无一不切中荒诞这个主题意旨。同样,帕纳卢的两场布道,则从侧面乃至反面衬托了荒诞主题。这些表现荒诞——反抗主题的大脉络贯穿全书,串联起众多人物的命运:殊途同归,最终都投入了这场斗争。

书中最不可思议的,又最顺理成章的事,就是社会上各色人等,原本不是一路人,甚至是敌对者,却都陆续汇聚到里厄和塔鲁的反抗旗帜下了。这正是荒诞的象征,鼠疫所起到的教育作用。但是教育的结果,却与帕纳卢神甫布道所期望的恰恰相反,不是抽象的弃恶向善,而是奋起同死亡作斗争。

鼠疫这个荒诞象征,其示范效应产生了奇迹,如影传形,如镜示相,幻化出了魔之形,恶之相,肆虐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挤压掉人生的空间,使得所有人,无论所谓的“善”人还是“恶”人,都无路可逃,不想死就只有拼死一搏了。这场斗争越惨烈,就越能激发人抗争,就连有案底的社会不安定分子、鼠疫期间走私发财的科塔尔,就连社会秩序的卫护者、总以审视的目光看别人的初审法官奥东,乃至传统宗教的代表人物帕纳卢神甫,都纷纷投入了这场战斗。正如里厄那样,“在同现实世界进行斗争,自认为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

让人人都“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这就是加缪讲“想成为哲学家就写小说”这句话的初衷吧。同样,这也正应了上文提到的两大关目:“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作者确实没有为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什么,结果顺理成章,原本面目的真理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掌握,而不贴英雄标签的人物事迹也更贴近现实生活。正是基于这些品质,小说《鼠疫》拓展了,并且形象生动地演示了荒诞——反抗的主题,在荒诞的现实世界的多层面上,全方位地给人以启发。

加缪创作了两部荒诞哲理小说,出版时间相隔仅四年,虽然命题相同,粗略比较一下,跨度还是相当大的。《局外人》唯一的主人公默尔索,在荒诞现实中是个独醒者,而《鼠疫》中的里厄、塔鲁等人物,则构成了一个反抗的群体,代表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局外人》讲的是一个小职员因过失杀人,最终被判处死刑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是渐进式的:默尔索还不以为然,不料却一点一点被绞进荒诞的司法程序中,没有他辩白的机会;一旦判决,就成为铁案了。默尔索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局外人”。《鼠疫》则讲述一个席卷几十万居民的特大事件,是突发式的:一场持续十个月的大瘟疫,颠覆了一座城市的行政管理、社会秩序、人心情感、道德良心、责任担当等等社会和人生的方方面面,谁都不能置身于这种荒诞现实之外,哪怕是偶来的局外人和社会的边缘人物。从气氛的角度来说,前者主人公一贯冷漠超脱,情节也相应进展徐缓,除了结尾爆发一下,通篇基本平铺直叙,直到行刑前夕,也平静地迎接死亡。后者则截然相反,鼠疫突袭,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置于紧张而惶惶不安的氛围中,疫城危难,与外界隔绝,死亡的数量和恐怖日益激增;人人性命不保,面对死亡的威胁,纷纷起来抗争,情节起伏跌宕,交织着极痛深悲和义愤的场景。

不过,比较起来,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局外人》所无暇顾及,或者说《鼠疫》所增益的内容,即给人以极大启示,直叩道德人心的部分。这部分内容在文中分量很重,探索了人的幽微的心曲,揭示了荒诞绝非纯粹的外境,内患与外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看作者如何阐释。

首先,如何看待把他们聚拢在一起的鼠疫,自然是他们实际行为的前提。这个群体的灵魂人物,里厄和塔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们不赞同帕纳卢神甫所谓“集体惩罚”的观点,但是认为“鼠疫有其裨益,能让人睁开眼睛,逼人思考”,尤其是“有利于一些人的思想升华”。鼠疫所象征的荒诞现实,还有其“裨益”,甚至利于“思想升华”,正是因为荒诞的现实,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能促使人脱离浑浑噩噩的状态,睁开眼睛看世界;认真思考所面临的残酷的现实。作者的这种观点是一贯的,与《局外人》同时创作的剧本《卡利古拉》,整出戏只表现一件事:皇帝卡利古拉接连的疯狂举动,就是要迫使他周围的人睁开眼睛,看清这个荒诞世界。至于“思想升华”,其实也不难理解:古今中外,有多少杰出人物都因为经历了苦难,在文学领域经常被提起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鲜明有力的例证。加缪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出身贫寒:“我是穷人”,“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者”。也正是这种困苦的环境,磨砺出他那伸张正义的性情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思想升华与反抗密不可分,可以说互为因果。《鼠疫》中的这些人物,首先要确认自己是否身陷鼠疫的危害之中,是否应该冒着生命危险与之斗争。里厄和塔鲁身世、职业均不同,但各自一直在同现实世界作斗争,清醒地感到自己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在组建志愿卫生防疫队,填补行政管理空缺的问题上,二人一拍即合:“看到鼠疫给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除非是疯子、瞎子或者懦夫,才会任其摆布。”里厄这样回答塔鲁的问题,表明他不欣赏帕纳卢的“集体惩罚”的观点,治病救人,才是他行医的理念。这里不妨节选二人的对话,我认为大有深意:

里厄:不相信沉默的上帝,竭力同死亡作斗争,这样对上帝也许更好些。

塔鲁: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不过如此。

里厄:这不成其为停止斗争的理由。

塔鲁:我不免想象,这场鼠疫可能对您意味的是什么。

里厄:意味连续不断的失败。

塔鲁:这一切,是谁教会您的?

里厄:是苦难。

塔鲁:还有一句话,大夫,哪怕您觉得可笑:您完全正确。

里厄:对此我不甚了了。那么您呢,您了解什么呢?

塔鲁:我要了解的事情不多了。

里厄:您认为自己全部了解生活了吗?

塔鲁:不错。里厄:在进入这段经历之前,再确定一下,您能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幸免于难。

塔鲁: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大流行,夺走波斯一座城市的全部性命,唯独一直忠于职守的那个洗尸体的人得以幸免。

里厄:您管这种事,出于什么动机?

塔鲁: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吧。

里厄:什么道德观?

塔鲁:理解。


二人十分平静地谈论着人生中这么多天大的问题,以极平常的语气讲出生活的这些真理。顺便提一句,全书凡是涉及这类真知灼见,从不激昂高调,始终保持这种道家常的语气。下面,仅就这段谈话所提及的几点,看一看在荒诞这个主题上,作者是如何阐明道德人心的。

面临大灾大难,信仰问题就会凸显。里厄和帕纳卢,一个医生,一个神甫,本来似应“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神甫宣称“应该热爱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医生则答以“誓死也不会爱这个让孩子受折磨的世界”,但是,他们都在尽心尽力“为拯救人而工作”,唯独这一点才重要,表明他们能超越信仰,超越渎神和祈祷的事,一起同病痛和死亡作斗争。二人达到心灵的契合,里厄握住帕纳卢的手,平静地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现在,就连上帝也不可能将我们分开。”

不用大词阐述宏旨,这是加缪的创作特点。里厄和帕纳卢终生坚守的,一个是职业的信仰,一个是宗教的信仰,而真正信仰的前提,作者并没有用大爱的字眼来表述。唯有大爱,才能超越信仰的分歧,在大灾大难中,表现出了理解和宽容。里厄这样评价帕纳卢:“内里要比表象优越”,“他讲道好,做得更好”。帕纳卢自从参加了卫生防疫组织,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传染区,在击退鼠疫的前夕以身殉难。

鼠疫猖獗时期,消除了人的价值判断。所有出路都关闭了,人很容易就全盘接受眼前的一切,无论做什么都不再有所选择,这就是丧失了信仰。当然,真正坚定的信仰是不会因外境而丧失的,就像里厄、塔鲁、帕纳卢等人这样,而在这种特定的境况,反抗就成为他们共同的信仰。这种信仰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吸引来有案底的边缘人物科塔尔、自认为是疫城局外人的巴黎记者朗贝尔、主张判决的威力胜过法律的初审法官奥东先生等一干人。同样,在鼠疫这种特定的境况下,反抗也成为不同价值观的唯一取向。这就是上面那段对话的基本内涵。

反抗成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但是各人的动机却不尽相同,毕竟心怀大爱的人在世间属凤毛麟角。就连塔鲁也直言,他的动机出于“理解”的道德观。理解一词词义明确,又很宽泛,出自塔鲁之口,必有特殊的含义,如果不联系他的身世,就很难抓准意思。塔鲁的父亲是法官,在塔鲁看来,父亲一上法庭和刑场,就变了一个人;那种表现“正经应该称为最卑鄙的谋杀”。于是,他十八岁那年离开优裕的家庭,体验了贫困的滋味,为谋生干过各种行业,不想成为“鼠疫患者”,便成为社会活动家。他认为他所生活的社会是建立在死刑的基础上的,就同社会作斗争,极力反对死刑。为了达到一个不再杀人的世界,他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投入欧洲各国的斗争,自以为走在正确的路上,尽心尽力在同鼠疫作斗争,最终才醒悟,自己一直是鼠疫患者,即使抱着良好的愿望,即使好人也难免杀人,“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逻辑中”,一举一动都可能致人死亡。塔鲁说道:

即使拯救不了人,起码也尽量少给他们造成伤害,有时甚至给他们做点儿好事儿。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有理或无理的杀人行为,也不为杀人的行为辩解。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这场瘟疫没有教会我什么,只让我明白必须和你们一起同瘟疫斗争。我基于可靠的知识了解,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因为,任何人,是的,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一个正派人,就是几乎不把疫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但是现在,我心甘情愿原原本本做人,我学会了谦虚。我只想说,大地上还有灾难和受害者,一定得尽可能拒绝,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我听到过那么多高谈阔论,脑袋几乎给弄晕乎了,那些高谈阔论也足以使其他一些人晕头转向,结果同意去杀人,从而也使我明白了,人的不幸缘于他们没有使用清晰的语言。于是我决定讲话和行动都要明明白白,以便走在正道上。


这段话基本概括了塔鲁所谓“理解”的道德观,尤其概括了他那波澜壮阔而又漩流沉淀的社会活动与政治生涯,这也是他一再说的“生活的事我无所不知”。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正是加缪自身经历的写照,是他用明明白白的话总结出来的人生大道理,做正派人的准则。

“原原本本做人”,塔鲁经历了坎坷的半生,才总结出这条做人的道理,看起来挺容易,做起来就会碰到层出不穷的阻碍和诱惑。生活在当代社会的逻辑中,做一个“正派人”,“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仅就这两点,能认真坚守,确实千难万难,不胜其苦,拿塔鲁的话说,“真得有意志,还要绷紧神经”。生活逻辑就是这么荒谬:做好人难,不做坏人更难。换言之:做点儿好事容易,难的是不做坏事。在实际生活中,漫说是无意,就是有意损害别人的事也司空见惯,见多不怪了。且不说在那丧失价值判断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不管多好的人,忽然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谁不是昧着良心,争相跟着高呼“打倒×××”的口号呢?那种政治上的集体同流合污,如果说主要是由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话,那么泛滥多年的贪污腐败、损公肥私、制假售假(包括假药和有毒食品),甚至学术造假等等集体同流合污的现象,就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辩白了。

由此可见,鼠疫、灾难、死亡(包括良心的泯灭,道德的沦丧)、邪恶势力,所有荒诞的东西、负能量,可以说无处不在,总能把人搞得晕头转向,难以“原原本本做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塔鲁敢于断言:“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只因“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这样讲并不算言过其实,我们扪心自问,其实谁的心没有受过鼠疫的侵害,至今还留下阴影,潜伏着病菌?这不仅从生活经验上,而且从荒诞哲学意义上看,也同样切中事理。在《鼠疫》的结尾部分,那位患哮喘病老人总结似的讲了一句话:“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破题的话,就这么简单,随口由那位形同局外人的老患者讲出来,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他得知他十分钦佩的塔鲁也被瘟神带走了,不免感叹道:“最优秀的人总是先走。这就是生活。”他对塔鲁的赞语是:“他可从来不讲空话废话。”还有一赞:“他那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么,塔鲁想要什么呢?塔鲁明确表示:“我关心的是了解如何成为圣人,人,不信上帝能否成为圣人。”这里的“圣人”概念,没有汉语中为人师表的意义,也不同于基督教中的圣徒,姑且可理解为在生活中保持“圣洁”的人,不携带鼠疫病菌的人。按照里厄的揣度,塔鲁认为人无权处死任何人,可是受害者又难免会成为刽子手,因而他生活在矛盾之中,从未萌生过希望,为此才想要当圣人,“通过为别人服务获取安宁”。那么,在塔鲁的眼中,谁像圣人呢?他想到那位患哮喘病的老人,生活那么有规律,讲话还有哲理性,或许他就是个圣人,“如果神圣性就是习惯的总和的话”。不过,他真正佩服的只有两个人,在他的心目中,唯独里厄母子达到了圣人的高度。他对里厄大夫的赞扬不必赘述,对里厄老太太的评价倒值得一提。

塔鲁在纪事中着重指出,里厄老太太为人非常低调,无论表达什么事,都用简单的语句。每天傍晚,她总爱坐在窗前,面对清静的街道,身子微微挺直,双手安闲地放在膝上,目光总那么凝注,渐渐融入暝色中。她在塔鲁面前从未拿出具体例证,但是从她那一言一行中,塔鲁能辨别出善良的光芒。纪事中还谈到一个事实:老太太从不思索就洞察一切,“她与沉默和阴影相伴,却始终能停留在任何光明的高度,哪怕是鼠疫的亮度”。塔鲁正是在这里透露了他的一点隐私:“我母亲就是这样,我喜爱她身上这种同样的低调,她正是我一直想要回到身边的人。八年了,现在我还不能说她去世了”这道出了加缪的心声。这些母亲,以其低调和光明的高度,都同样体现了“原本的真理”,思想的升华,都同样体现了能与鼠疫抗衡的正气、正能量。

2014年9月于北京花园村




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荒诞派哲学代表人

灾难  鼠疫  全城封闭  人类极限生活  窒息  威胁和流放的气氛

在同鼠疫博弈,同生活博弈中,人所能赢的,无非是见识和记忆。

人类要有希望,没有希望,就谈不上安宁。




名家评荐

这是一部伟大的书,而且伟大还会与日俱增。我确信它会作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之一流传下去。重读的过程,我越来越被一样东西所打动:廉耻。我相信这是伟大艺术的一种根本品质。

——路易·纪尤  1947年7月写给阿尔贝·加缪的信


《鼠疫》,并不是表现这个或那个,既不是帕斯卡尔式的人的悲剧,也不是卢梭式的对腐朽社会的激烈抗议,同时却是这一切:既是不可战胜的劫数、单单成为人的劫数,又是这两种轮番创建社会并毁掉社会的有机劫数。

——罗杰·吉约  《阿尔贝·加缪的四周》


加缪既是一个通今博古的现代文化人,又绝非一个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绝非一个靠逻辑与推理建立起自己体系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形态充盈着生活的汁液,如果他不是从实际生活和书本知识两方面汲取了营养,他怎么能写出既有深远高阔的精神境界,又充满了对人类命运与现实生活的苍凉感的著作?

——柳鸣九  《加缪文集总序》


这是一部伟大的书,而且伟大还会与日俱增。我确信它会作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之一流传下去。重读的过程,我越来越被一样东西所打动:廉耻。我相信这是伟大艺术的一种根本品质。

——路易·纪尤  1947年7月写给阿尔贝·加缪的信


《鼠疫》,并不是表现这个或那个,既不是帕斯卡尔式的人的悲剧,也不是卢梭式的对腐朽社会的激烈抗议,同时却是这一切:既是不可战胜的劫数、单单成为人的劫数,又是这两种轮番创建社会并毁掉社会的有机劫数。

——罗杰·吉约  《阿尔贝·加缪的四周》


加缪既是一个通今博古的现代文化人,又绝非一个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绝非一个靠逻辑与推理建立起自己体系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形态充盈着生活的汁液,如果他不是从实际生活和书本知识两方面汲取了营养,他怎么能写出既有深远高阔的精神境界,又充满了对人类命运与现实生活的苍凉感的著作?

——柳鸣九  《加缪文集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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